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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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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9-01-16 17:54作者:田国强来源: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


2018-2019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概述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基于上财高等研究院中国量化准结构宏观预测模型IAR-CMM所建立的情景分析和政策模拟,分别从基准情景假设外部经济小幅下滑,美联储2019年加息2次,国内基建投资回升,财政赤字率3%,降准50个基点,降息25个基点)、悲观情景1和保守悲观情景1假设外需大幅下降,导致2019年我国出口低于基准5个百分点,保守为低于基准3个百分点)、悲观情景2和保守悲观情景2(假设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低于基准5个百分点,保守为低于基准2.5个百分点)、乐观情景和保守乐观情景(假设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和汽车进口关税下调,刺激消费增速高于基准1个百分点,保守乐观为高于基准0.5个百分点进行数值模拟,所得的预测结果显示,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整体存在下行压力,迫切需要深化改革开放,以应对当前的复杂局面。

课题组认为,高质量发展是应对内外部复杂局面的一把总钥匙。立足中国自身情况,民营经济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主体,无论是实现效率驱动、创新驱动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还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都离不开一个共同的前提即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大发展中,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无论在产值还是就业方面都是巨大的,对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一个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体系应该是所有制中立、竞争中性的,在这一体系之下的技术创新由于风险大的原因,也基本要靠民企,因此应充分发挥好民企在中国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转型中的重要作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

当前,除了国际贸易摩擦所带来的外部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之外,我国民营经济发展也正面临一些内部政策瓶颈、体制障碍,处于负重前行的状态,导致中国经济整体的内在活力严重不足,民间投资增速从2012年初30.9%的历史高点降至目前的个位数增幅。对于这一发展困局不能仅停留在要改的层面,还要明确怎么改、谁去改,这需要短期货币、财政政策调整与中长期结构性体制改革多管齐下加以突破,尤其需要对金融体制、财政体制以及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晋升体系进行结构性改革,促进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提高金融运行和信贷配置效率,打破民企融资难和地方债务高企关联困境,促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激励相容,营造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而竞争的良性局面。只有这样,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开放才能真正走向深入。

(一)经济走势及主要问题

消费增速继续下滑。20181-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和实际同比增速分别为9.0%6.8%,与2017年同期相比分别下滑1。22.4个百分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约四分之一的网上消费,受网民规模的增速放缓以及去年的基数效应的影响,其20181-11月份同比增速较2017年同期下滑16。2%,拖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达4%。从营业额指标看,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近50%的限额以上企业同比增速也呈逐年下跌趋势。在限额以上企业中,占主导地位的几大行业:食品类、服装类、家具类、通讯器材类、石油类呈现同比增速下降的趋势;作为消费结构升级部分的中西药类、体育文化类的增长亦放缓。与此同时,受购置税减免取消和贸易战的影响,汽车类消费的同比增速下滑最为剧烈。20181-11月份平均名义同比增速为-3。3%,较2017年同期低了10.2个百分点,拖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2.6个百分点。由于国产汽车消费的潜在人群对价格更为敏感,购置税减免的取消导致国产汽车销量下滑最为严重。同时,贸易战导致关税上升,美国汽车销量也大幅下滑。从区域上划分,中部地区的消费增速最快,高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排第三位,东北地区增速下滑最剧烈。

基建投资大幅下滑,房地产制造业有所回升。2018年,主要受基建投资大幅下滑拖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较去年进一步下降。预计2018年累计投资增长仅1.5%,远低于去年增速13.9%。而房地产投资受土地购置费高企影响,制造业投资受上游利润高增长影响,投资增速均比去年高约5个百分点。展望2019年,预计基建投资将继续回升,增速为8%。但在整体需求下降的情景下,制造业投资也将略有下降,为8。7%。由于房地产需求减弱以及调控政策仍然严厉,房地产投资将减速至4.8%。预计2019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增长6.9%,比2018年高0.8个百分点。

货物贸易顺差继续下降,服务贸易逆差继续扩大,2018年经常账户收支将基本平衡。20181-11月,全国进出口稳定增长。其中,进口增速快于出口增速,贸易顺差为2995。9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继续下降661.1亿美元。出口增速提高主要源于中国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贸易持续增长,进口增速的大幅提升主要源于中国从新兴市场的进口增长。由于进口增速快于出口增速,贸易顺差较2017年同期继续下降。服务贸易进出口增速较为平稳,服务贸易逆差较2017年同期继续扩大。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1-11月,服务贸易总体走势平稳,服务贸易进口增速仍然快于服务贸易出口增速,服务贸易逆差为2690.0亿美元,比2017年同期增加341。5亿美元。20181-11月,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仅为791.6亿美元,考虑到持续逆差的初次收入和二次收入,2018年全年的经常项目收支将基本平衡。

价格基本平稳。正如课题组在2017-2018年度报告以及2018年中报告所预计的,2018年价格总体比较平稳,处于合理区间,不会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2018年前11个月CPI、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以及PPI累计同比增速分别为2.1%1。9%3。8%,前三季度GDP平减指数累计同比增速为3。0%CPI相较于2017同期1。5%的同比增速有所上升,从食品来看,2018年前11个月食品价格平均上涨1.7%,导致CPI上升约0.34个百分点,而2017年同期食品价格增速为-1。5%,拉动CPI下降约0.30个百分点;从非食品来看,2018年前11个月非食品价格平均上涨2.2%,导致CPI上涨约1.76个百分点,而2017年同期增速为2.3%,拉动CPI1.84个百分点,因此2018CPI同比增速的上升主要是由食品价格同比增速上升所带动,特别地受天气影响2018年鲜菜价格同比增速明显上升。2018年非食品价格同比增速涨跌互现,其中变化较大的有医疗保健类和交通通讯类,医疗保健类主要受医改影响其价格同比增速在2018年有明显下降,而交通通讯类主要受国际油价影响其同比增速有明显上升,对整个CPI的影响存在一定的相互抵消。主要受基数影响,2018PPI同比增速较2017年同期6。4%的增速有明显下降。考虑到猪肉、鲜菜等食品价格的不同变化趋势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不确定性,课题组预计2019CPI同比增速将依然在合理区间、PPI同比增速将保持下降趋势。

金融去杠杆的影响持续,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疲弱。20182月,M1M2增速之间持续28个月的剪刀差已完全消失,而且M2M1增速之间的差距正持续扩大,究其原因则是自2017年以来的金融系统去杠杆以及强监管对货币供应的影响仍在持续。M2增速的持续走低,也传导到了社会融资,使得今年新增社会融资总量大幅下降,而社会融资的大幅下降则主要是因为表外融资被迫断崖式下降。具体地,截至11月,M2余额181.3万亿元,同比增长8%,增速与上月末持平,比上年同期下降1.1个百分点;M1余额54.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1.211.2个百分点;最新口径下,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199.3万亿元,同比增长9。9%,而可比口径下,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增速则下降到了8。5%,201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利率方面,由于上半年流动性收紧明显,不论是货币市场利率还是企业贷款利率均呈上升之势;进入下半年后,货币市场利率明显下降,企业融资成本虽然仅票据融资利率下降明显,但贷款的平均成本上升的势头已经止住。具体地,截至11月,银行间债券7天回购月平均利率为2.7%,较20171220186月分别下降1个百分点和0.7个百分点;截至三季度末,各类贷款的加权平均利率为5.9%,同比增加0.2个百分点,较二季度末下降0.02个百分点。

家庭债务结构分化继续加剧,放大家庭不敢消费心理。家庭债务方面,2018年以来,受房地产市场降温的影响,居民中长期债务累积增速放缓,但短期债务增速一直呈上升趋势。由于消费增速未见明显起色,因此课题组推测短期贷款并没有进入消费领域,而是进入其他高风险领域。且短期贷款的还款周期短,对家庭现金流依赖程度高,如果实体经济发生震荡,则可能爆发短期债务违约风险。家庭债务增长过程中区域异质性在不断扩大,同课题组的前几次报告相比,2018年虽然北京、新疆、河北、以及辽宁等省份的杠杆率(以家庭总贷款与家庭总存款之比衡量)有所降低,但大部分省份的杠杆率均出现不同程度增加,其中同去年第三季度相比,江苏的杠杆率提高了17%,浙江提高了13%,海南也提高了近10%。家庭债务对家庭流动性的侵蚀、对总需求的挤出,都将是中国未来面临的一个棘手的结构性问题。家庭债务导致家庭“没钱消费”,但还有一个严重影响内需的问题是家庭“不敢消”。课题组认为,有三重因素会导致这一结果:一是当前消费被挤出,课题组发现,在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上年名义增长7.9%的情况下,教育支出增17。3%,医疗服务增加14.4%,医疗器具与药品增加10.6%,但文化和娱乐等其他消费升级的项目增速却在下滑,医疗教育等大额支出严重侵蚀了家庭的其他消费项目;二是提前储蓄动机增强,课题组发现,受到疾病冲击的家庭数在持续增加,且住院病人的人均医药费也在逐年增加,在我国老龄化越来越严重,“未富先老”的情况下,家庭不得不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医疗教育等需要大额支出的项目未雨绸缪,累积现金流,使得消费意愿降低;三是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在2015年之后,除了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速保持继续增长外,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速都呈下降趋势,劳动力市场的不稳定因素在逐渐增多,叠加僵尸企业对劳动力市场的负面影响,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抑制了消费。

外储下降,人民币汇率波动增大。2018年以来,外汇储备规模下降,从年初的3。16万亿美元降至11月份的3。06万亿美元,总体下降约1000亿美元。人民币汇率经历了从升至贬再反弹的变化过程。人民币在此前经历了一年多升值后开始走弱,中间价从4月初的6.28贬至11月底6.95的水平,为连续7个月下降,创下汇率并轨以来最长连续跌势,波动幅度和波动率均为8。11”汇改之后最大的一年。然而,随着121G20峰会上中美贸易摩擦的缓和,人民币汇率强势反弹至6.9左右。另一方面,20182月,随着我国跨境资本流动趋于平衡,中国前期采取的宏观审慎政策全部恢复中性,透露出央行希望人民币/美元汇率和跨境资本流动双向波动。其后,人民币汇率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基本平稳。但随着美元指数4月中旬后重新走强,人民币再度趋向贬值方向,加大了资本外流的风险。为了缓解人民币贬值压力,中国人民银行通过言论引导、调整远期售汇外汇风险准备金率、重启逆周期因子、在香港发行央行票据,适度对冲贬值方向的顺周期情绪,调节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稳定市场预期,以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课题组认为,考虑到目前中美贸易摩擦的暂时缓和,充足的外汇储备,加之货币管理当局近年来积累的丰富的经验和充足的政策工具,CNY/USD31日重启贸易谈判之前将在6。9附近双向波动,破7概率不大。如果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在2019年下半年CNY/USD可能将在7.1附近双向波动。

僵尸企业“吸血”,劳动力市场低迷。2018年以来,企业的经营困难越来越大,这也传导到劳动力市场,导致劳动力市场需求端的低迷。课题组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僵尸企业导致的资源错配。向僵尸企业“输血”虽然能阻止僵尸企业对劳动需求的下降,但这同时会减少其他企业可获得的资源,尤其是有限的金融资源。那么,其他企业的正常经营就会受到影响,导致投资增速下滑、TFP增速下滑、承担的税率升高、研发投入增速下滑等现象,而这些传递到劳动力市场上就会导致劳动力市场的震荡。课题组发现,平均而言,僵尸企业占据的资源每升高1个百分点,劳动参与率会下降约0.05个百分点,失业率会提高约0.05个百分点,且相对而言,国有僵尸企业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较民营企业更大。

课题组还发现,僵尸企业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具有很强的区域异质性。具体地,在中部和东北地区,一省的僵尸企业占据的资源每升高1个百分点,该省的劳动参与率将下降约0。1个百分点,而失业率则会提高约0.15个百分点;在东部地区,僵尸企业的影响则不显著。这表明在中部和东北等市场竞争激烈程度较低,金融发展程度较低,政府干预程度较强的地区,僵尸企业的负外部性更强。同时,僵尸企业导致的资源错配还桎梏了区域协调发展,在中部和东北地区,一省的僵尸企业占据资源越多,其人口流出程度越严重;在东部地区,一省的僵尸企业占据资源越多,其人口流入程度越低。

以上分析表明,僵尸企业占据资源不仅不利于中央“稳就业”的目标,更违背了党中央“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发挥好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工作方针。因此,课题组认为,第一,坚决出清国有僵尸企业是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关键所在,对困难企业的帮扶即便是出于“稳就业”的目的,也应该将有限的资源更多的分配给民营企业而非国有企业;第二,出清僵尸企业的相关政策不能搞“一刀切”,而应该因地制宜,充分考虑东部地区和中部及东北地区僵尸企业所造成的影响的差异;第三,在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形势下,相关部门应该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减轻企业负担,将流动性留给企业,降低僵尸企业对于补贴和银行信贷的依赖,从而减小僵尸企业造成的资源错配的问题及其对劳动力市场的扭曲。

企业流动性风险持续累积。课题组利用我国非金融上市企业的数据分析发现,在经历了2017年的短暂下降后,企业的杠杆率在2017年再次上升约2个百分点,去杠杆工作出现反复。而企业杠杆率的反弹,说明企业债务累积速度再次加快,2017年非金融上市企业的债务增速高达32%,为2014年以来的峰值。按带息债务的期限来看,长期借款的增速下降约11个百分点,而短期借款的增速则大幅上升将16个百分点。这正如课题组年中报告中强调的,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时,企业迫于经营压力会通过增加短期借款来维持经营。短期借款的过快增长一方面会极大加剧企业短期内的流动性约束,另一方面也会使企业陷入恶性循环的可能性增大,长期来看将拖累企业生产经营效率的提高,从而拖累企业对劳动需求的创造。更重要的是,总债务增速较带息债务增速快10%,说明了企业的应付项目等无息债务的增速远远高于30%,这虽然不会对企业形成付息负担,但是过快的应付项增速更意味着企业流动性的恶化。如果出现极端情况,可能重现1998年前后出现的“三角债”问题,而这种情况一旦出现,会使经济系统中的流动性以更快的速度被抽干,从而导致比信用危机后果更严重的流动性危机。

调控持续施压,楼市普遍降温。在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持续高压之下,2018年房地产市场的过热走势有所缓和,尤其是7月底中央政治局做出“坚决遏制房价上涨”的表态以来,各地楼市普遍降温。今年前11个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累计同比增速1.4%,较上半年下降1.9个百分点,连续下降四个月;同期全国商品房销售额累计同比增速12.1%,较上半年下降1.1个百分点,连续下降三个月。分地区的销售走势总体亦与全国情况相似。房价走势与销售表现具有一致性,从70城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看,全国和各线房价在经历了第二、三季度间的加速上涨之后,9月以来逐渐走稳。分城市看,一线城市二手房价格稳中有降,二、三线城市新房和二手房价格增速下降。为了避免房价数据的“被平均”问题,在控制房屋特征属性的基础上,课题组进一步构造了四个一线城市的二手房价指数,发现近期四个一线城市的二手房价确实出现了持续而明显的下滑,且下降态势较官方数字更为明显,进一步确认了楼市近期降温的事实。

楼市调控的影响进一步从需求侧传导至企业和行业。在供需两端信贷政策收紧的共同作用下,房地产企业资金来源中的国内贷款和个人按揭贷款增速较去年均出现大幅下降。为了维持生存和正常经营,房企一方面通过实施“高周转”策略加快销售回款,另一方面通过发行外债和境外IPO等方式获取海外融资。从产业层面看,房地产行业马太效应加剧,头部企业份额不断扩大,中小型房企处境普遍挣扎,甚至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在住房销售市场的降温和房企资金面紧张的局面下,土地市场也出现下行。今年前11个月,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较前5月份下降了17个百分点,土地流拍大幅增加,成交土地溢价率也明显下降。

在当前楼市已有所降温的情况下,中央对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定调也发生了微妙变化。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坚持“房住不炒”定位的同时,也强调要“因城施策、分类指导,夯实城市政府主体责任”。12月以来,数个城市相继对楼市调控进行了边际放松,在示范效应的作用下,预期将有更多地区跟进,而房贷利率近期趋稳回落的态势,也预示着本轮房地产调控已经通过了最高点。然而,在“房住不”的定位下,楼市调控预期不会出现全面松动,预期2019年楼市仍将延续今年下半年的趋稳态势。然而楼市调控从本质上讲仍是权宜之计,其主要任务在于控制房价在短期中的波动,避免楼市泡沫再度膨胀,为整体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和动能转换争取时间。从长期来看,逐步调整住房供给结构、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和共有产权住房等保障性安居住房,增加土地供给等长效机制,仍是引导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治本之策。

银行系统稳定性仍未明显改善。2018年以来,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此外,2017年以来的金融系统去杠杆和强监管的效应仍在持续。这些都对我国金融系统的稳定运行带来较大挑战,使得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再次上升,债券市场违约事件剧增以及股票市场大跌。首先,根据利用在险价值CoVaR)模型对我国银行系统稳定性的评估,课题组发现在金融去杠杆的影响已传导至实体部门的背景下,在商业银行受到个体性冲击时,单家商业银行的个体损失以及平均风险溢出率较2018年中评估的结果均未呈现改善,尤其是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的风险溢出率已超过30%,持续维持在课题组进行此项评估以来的峰值;在商业银行受到系统性冲击时,五大国有商业银行抗击系统性风险的能力虽然依然强于其他银行,但其优势正在缩小,从数字上来看,几乎所有银行的风险溢出率较2018年中均没有明显变化,而较2017年末则均呈上升之势。此外,为了更全面准确的评价我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性,课题组还估计了我国金融机构间同业网络,该网络涵盖了银行、保险、证券等251家金融机构。基于该网络,课题组利用网络模型分析,发现我国金融机构间的同业网络的安全性较2017-2018年度报告的结论发生了一些变化。第一,除了国家开发银行以外,发生兑付危机时也会引发其他金融机构破产的金融机构新增了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但会被引发倒闭的金融机构的数目均只有1家,且不会引起二次传染。第二,国家开发银行的安全边际明显提高,造成1万亿元以上损失的平均违约率从10%高至30%,并且可能造成的最大损失也从10.5万亿元下降至4。3万亿元;而五大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安全边际则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例,其造1万亿元以上损失的平均违约率从47%下降至27%,其可能造成的最大损失也从2.6万亿元上升至3。7万亿元。由此可见,虽然我国金融机构间同业网络整体稳定性有一定的改善,但五大商业银行的稳定性再次值得特别关注。

不确定性增加激励银行风险承担,“稳金融”任重道远。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为应对国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我国频频采用各类宏观经济、金融政策组合刺激经济,但伴随而来的却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逐渐走高。实践中,若忽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风险承担造成的影响,将很难准确评估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变化。课题组通过匹配2007-2017151家中国商业银行年度数据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数据,在计量方法上分别采用面板固定效应估计方法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和作用渠道。课题组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将显著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并且不同类型商业银行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敏感性存在显著差异,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反应比较稳定,而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反应较为敏感。基于中介效应分析方法,课题组进一步分析发现,利息收入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显著降低银行利息收入,进而激励银行风险承担,不利于金融系统稳定。10、外部风险叠加,对外贸易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主要外部风险体现为:

第一,外部需求缩减,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增速预期下调。在发达经济体中,美、欧、日、韩等国家或地区2018年经济表现总体不及预期。其中,美国和欧元区分别受到财政压力和内部分歧的影响,三季度产出环比增长率均有所下滑,温和复苏势头难以为继;日本和韩国则面临顺差萎缩局面,两国三季度经济增长幅度均为近年最低。新兴经济体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整体增速相比2017年同期有所下降,仅少数国家维持或超过同期水平。基于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报告,课题组认为,2019年全球增速预期水平将下调,而2018年三季度以后能源和原材料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走低也反映了外需不振的现状。另外,以收益率曲线斜率和剩余债券溢价为主的金融指标测得美国未来12个月发生衰退的可能性在0.20。4间,若美国在2019-2020年之间出现衰退,一方面将通过影响外需拖累我国进出口,进一步恶化可能出现的贸易逆差;另一方面将通过影响美元指数影响汇率,或对汇率的贬值形成对冲。

第二,中美贸易摩擦将大概率持续,成为拖累2019年进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

尽管中美两国政府已于201812月初达成3个月内暂停加征关税的协议,但课题组判断,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继续存在的可能性仍然较大。一方面,中美之间逐渐走强的贸易竞争性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本原因,这也决定了贸易摩擦的长期性;另一方面,尽管中美已达成暂停加征关税的共识,但中美在投资、科技和公司层面的摩擦仍然存在,并存在继续扩大的可能性。

第三,经常账户顺差基本结束,汇率和外汇储备承压。截至201811月,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顺差仅为791.6亿美元,考虑到持续逆差的初次收入和二次收入,2018年全年的经常项目收支将基本平衡,甚至可能转为逆差。课题组研究表明,长期内,汇率贬值和进出口顺差减小将相互促进并导致汇率和贸易顺差的进一步恶化。因此,在2019年经常账户大概率逆差的情况下,外汇储备也将进一步下降,汇率将继续面临更大的贬值压力。如果继续出现趋势性贬值,将对进出口顺差和汇率贬值造成长期难以逆转的负面影响。

第四,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东南亚地区转移,制造业面临转型升级压力,部分地区出口增速也面临大幅下滑压力。随着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逐步向东南亚地区转移,中国的贸易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并产生一些风险。一方面,贸易结构已经在制造业转移过程中被动重塑,但不断上涨的房地产价格大大提高了制造业(尤其是高附加值制造业)企业的融资成本。融资成本上升叠加贸易摩擦风险,中国制造业面临较大的转型升级压力;另一方面,广东省加工贸易出口断崖式下降,制造业用工人数也较去年同期有所减少,严重拖累其出口增速。以上都说明制造业转移已经对部分地区的出口产生重要影响,下行风险增加。

(二)主要指标预测及政策模拟

课题组基于IAR-CMM季度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各关键经济指标进行了预测。表1报告了2018年与2019年各关键经济指标的实际增长情况和预测结果。

1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对中国各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的预测①②


2018

Q1

2018

Q2

2018

Q3

2018

Q4

2018

全年

2019

Q1

2019

Q2

2019

Q3

2019

Q4

2019

全年

GDP

%

6.8

6。7

6.5

6。4

6.6

6.3

6.4

6.5

6.5

6.4

校正

GDP

%

6。5

6.4

6.2

6。1

6.3

6.0

6.1

6.2

6.2

6.1

投资

%

7.5

6.0

5.4

6。1

6.1

6.5

6。9

6。8

6.9

6.9

消费

%

9.8

9.0

9.0

8。2

9。0

7.9

7.6

7。3

7.7

7。6

出口

%

13.8

11。5

11.8

9.6

11。5

3。8

2。7

2.3

-0.1

2.2

进口

%

19.4

20。6

20.5

11.5

17.8

7.1

5。6

3.9

6.8

5.9

CPI

%

2.2

1.8

2.3

2.2

2.1

1。7

1。8

1。9

1.9

1。8

PPI

%

3.7

4。1

4.1

2.7

3.6

2.5

2.5

1.3

-0.1

1.6

GDP

减指数

%

3。2

2.9

3.0

2.5

2。9

2.1

2.2

1.6

1.1

1.7

数据来源:CEICWIND、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

在基准情景下的预测,课题组对2019年的基准预测的外部环境主要假设条件包括:1以高盛和IMF公布的经济展望报告为基础,预测美国2019年全年经济实际增速2。5%,欧元区为1.7%,日本为1。0%,新兴经济体为4.7%,均比2018年有所下滑。

2)预计2019年上半年,美联储将加息两次,提升目标利率区间至2.75%-3.0%。同时,美国股市的反应可能会令联储调整计划,在下半年暂缓提高利率。因此课题组预计全年共加息2次。(3)人民币汇率方面。预计31日重启贸易谈判之前维持在6.9左右,下半年7.0左右。(4)国际贸易方面,预期明年贸易摩擦仍然存在,但摩擦的行业和领域并未进一步扩大。

基于前面对中国经济形势与风险的分析,课题组对2019年基准预测的内部环境主要假设条件包括:1居民杠杆率攀升,继续对消费形成负面影响,假定家庭杠杆率明年再上升3个百分点;2营改增持续推进和个税改革实施;32019年基建投资回暖,制造业投资小幅下行,房地产投资下降较多;4根据银保监公布的相关数据,截至2018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87%,预计四季度经济增速保持平稳,并且明年不良率将不会再扩大,因此,假设截至2019年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为1.9%;(5)财政政策,考虑到基建投资需求,预计2019年财政赤字将扩大到3万亿元,赤字率约3%;(6货币政策:2018年以来随着结构性去杠杆的深入推进以及美联储4次加息,虽然人民银行年内降准3次共250个基点,但货币政策整体呈现稳健偏紧的态势。在央行要“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的平衡”的目标下,在国内货币政策放松的空间或因外部金融条件的改善而增大的条件下,预计2019年货币政策将较2018年宽松。因此,假设人民银行年将在一季度降准150个基点,二季度降息125个基点。

课题组结合各种假设情景探讨政策力度选择。根据IAR—CMM模型的分析,若要实现GDP增速6.5%,或校正GDP增速6。2%的目标,在不同情景下所需的政策力度分别为:(1基准情景下,全年GDP增速可达6.4%,与增长目标相差近0.1个百分点。货币政策不需要在基准政策额外降准,但财政赤字需要增加552.5亿元,超过预算赤字1.84%,全年赤字率约为3.12%;(2保守悲观情景1下,假设外需大幅下降,导致2019年我国出口低于基准3个百分点,全年GDP增速约为6。4%与增长目标相差达0。1个百分点。货币政策不需要在基准政策额外降准,但财政赤字需要增加736。7亿元,超过预算赤字2.46%,全年赤字率约为3.14%;(3)在悲观情景1下,假设外需大幅下降,导致2019年我国出口低于基准5个百分点,则2018年全年实际GDP增速及校正GDP增速均不及增长目标,相差0。2个百分点。货币政策方面需在基准政策之上降准150个基点,同时财政赤字需增加1473.4亿元,超过预算赤字4.91%,赤字率约3。21%;(4在保守悲观情景2下,假设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至4。4%,低于基准2。5个百分点,则实际GDP增速与目标增速之间缺口将达到0。3个百分点。货币方面需在基准政策之上降准2次,每次50个基点,同时财政赤字需增加2210。1亿元,超过预赤字7.37%,赤字率约达3.29%

(5)在悲观情景2下,假设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至1.9%,低于基准5个百分点,则实际GDP增速仅为5.9%,与目标增速之间缺口将放大到0.6个百分点。货币方面需在基准政策之上降准3次,每次50个基点,同时财政赤字需增加4420.2亿元,超过预赤字14.73%,赤字率约达3。51%。

2各情景假设下实现经济指标增速目标所需的政策力度

情景

基准

悲观1

保守悲观1

悲观2

保守悲观2

全年实际GDP增速

6。4%

6.3%

6.4%

5.9%

6.2%

全年实际校正GDP增速

6.1%

6.0%

6。1%

5。6%

5。9%

假设经济增长目标

6。5%

6.5%

6.5%

6。5%

6.5%

假设校正增长目标

6。2%

6。2%

6.2%

6。2%

6。2%

货币政策所需增加力度

无额外调整

1次降准

50个基点

无额外调整

3次降准

50个基点

2次降准

50个基点

赤字超预算额(亿元)

552。5

1473.4

736。7

4420。1

2210.1

赤字超预算比率

1.84%

4.91%

2.46%

14.73%

7.37%

估算赤字率

3。12%

3.21%

3.14%

3。51%

3.29%

数据来源: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

值得注意的是,各情景分析均是基于单一不确定性所进行的探讨。若多个情景迭加发生,带给中国经济内外多重冲击,这些不确定性的交互作用可能带来放大效应,导致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加大。

(三)资源错配拖累经济增长,治本之策在于制度性改革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的优异表现掩盖了经济内部大量结构性、深层次的矛盾。制度性改革的延滞,与经济的高速发展形成了鲜明对比。随着人口红利的衰竭、要素总量的边际报酬下滑,以及外部环境的剧变,我国经济增长的中枢已进入下行的通道,而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尚任重道远。在当前经济存在下行压力、内外部风险加剧的局面下,优化资源配置、释放全要素生产率TFP),是继续推动结构转型、实现经济模式顺利转换和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工业企业数据则显示,近年来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之间的资源错配仍在不断加剧,在楔值核算框架下,由这种错配导致的部门TFP下降,不仅降低了本部门的产出增速,还会通过收入效应,降低其他部门的产出增速,进而拖累整体经济的增长。资源错配的持续存在是我国金融和财政体系的制度性因素导致的,唯有继续落实各项市场化改革和制度性改革,着力解决深层次问题,才能从本质上纠偏资源的错配,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四)因地制宜、因企施策治理僵尸企业,提高劳动力市场活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0月份召开的会议上提出要“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在121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更是强调要“进一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两次会议都将“稳就业”放在了第一重要的地位,可见中央领导对于劳动力市场的重视。但根据课题组的分析,僵尸企业“吸血”造成的资源错配会使得劳动力市场活力下降,增加“稳就业”的难度。并且在总需求下滑的大背景下,企业去杠杆过程反复,流动性风险在累积,“僵尸化”的概率在提高,严重拖累了新旧动能转换。

沿着课题组关于家庭企业部门间联动的分析思路,我们发现,按僵尸企业的所有制性质来看,国有僵尸企业造成的资源错配将严重挤出其他企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创造,从而使得劳动参与率和个体就业失业情况变得更糟糕;而民营僵尸企业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则相对小得多,维持国有僵尸企业的持续经营,不仅对促进就业没有积极作用反倒会挤出其他企业对就业的吸收。按区域来看,在中部和东北等经济欠发达地区,僵尸企业占据资源越多的省份,劳动参与率越低,就业人员概率失业的概率也越大。另外,僵尸企业还会对区域协调发展造成扭曲,在中部和东北地区,僵尸企业占据资源越多的省份,人口流出程度越严重;在东部地区,僵尸企业占据资源越多的省份,人口流入的程度越低。

基于以上的分析,课题组认为,对困难企业的帮扶即便是出于“稳就业”的目的,也应该将有限的资源更多地分配给民营企业而非国有企业。而且,坚决出清国有僵尸企业是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关键所在,这不仅可以提高有限的金融资源的使用效率以及企业的生产效率,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帮助提高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促进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并最终促进消费和总需求。

其次,由于僵尸企业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僵尸企业在中部和东北地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远大于其在东部地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课题组认为,出清僵尸企业的相关政策不能搞“一刀切”,而应该因地制宜。具体地,对于中部和东北地区应该坚决出清僵尸企业,将有限的资源输送给切实具有经营活力的企业,从而培育更多有效的劳动力需求。这一方面可以促进当地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可以帮助降低当地人才流出的程度。对于东部地区则应该利用市场机制来实现僵尸企业的出清,公平地对待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减少行政干预对市场的造成扭曲。

最后,僵尸企业除了长期依赖各类补贴和银行续贷,还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连年亏损。而造成亏损的原因虽然多种多样,但过重的税费负担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形势下,相关部门应该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减轻企业负担,将流动性留给企业,减少僵尸企业对于补贴和银行信贷的依赖,从而减小僵尸企业造成的资源错配的问题及其对劳动力市场的扭曲。

(五)以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应对内外部复杂局面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作,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进一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提振市场信心,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实现上述目标,需要采用一个动态联动的一般均衡的综合治理框架,做到科学性、严谨性、时代性、现实性、前瞻性、思想性的有机平衡,从理论、实践和历史视野三个维度来分析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影响和风险传导机制,避免出现此消彼长的不平衡问题。展望2019年及今后一个时期,世界和中国经济面临机遇挑战并存、困难与机会同在的复杂局面,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及其他领域的关系如何发展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同时中国自身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许多内在风险因素尤其是金融风险和经济大幅下滑因素。

当前,我国经济中的家庭债务、民企融资和地方债务问题,并不是周期性短期问题,而是与金融体系和财政体系不完善密切相关的中长期结构性问题。可见,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金融和财政体系结构性问题已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实现平衡充分良性发展的主要根源,为此需要处理好短期财政货币政策调整与金融体制、财政体制等中长期结构性改革之间的辩证关系,必须处理好部门局部均衡和总体一般均衡之间的关系,促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配合,促进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促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激励相容,在有效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的前提之下,以所有制中立、竞争中性的原则推动新时期民营经济的大发展,进一步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需指出的是,现在媒体、学界和政府部门及其文件大多对应该做什么说的很多,而对如何做到,怎么做到,才能达到既定目标,谈得很少,没有着重强调改善元制度环境的根本重要性。比如,大家都在谈深化改革、创新突围,这毫无疑问是对的,但药方是什么呢?关键性举措是什么呢?都很少谈,这类政策建议的结果往往就是好心做错事,现在市场化改革的提法越来越少,模糊了改革的取向,无法形成上下一致的改革共识,不少人以为只要通过政府和国企无限度的有为及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或政府号召就可以达到,这样好心做错事的例子比比皆是。当前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开放无法真正深入下去的根本原因就在此。

其实,目标设定或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提出往往较为简单,关键是如何执行和实现目标和弄清解决面临问题的路径、举措及方法。艰难改革过程中,正确的路径往往很少,需要在五花八门的改革方案建言中找到真正具有科学性、严谨性、前瞻性的方案,摒弃弱逻辑思维和难以精致化习性,否则将难以摆脱泥潭,导致改革无法真正深入,给予政府无限作为的空间,出现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反复循环怪圈。在这方面我们学者要负很大责任,因为我们没有将改革的内在逻辑和路径及其方式方法讲清楚。如果只是说要深化改革,而不谈今后如何深化改革,不谈改善有利于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政府发挥好的恰当的而不是多的作用的制度环境的重要性,那么改革开放的共识有可能会消解而无法凝聚。现在许多学者提出的建议是和西方世界全面对抗,如果真按照这种思维去制定国策,风险更加大。

课题组坚持认为,新时期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应加上明确定语,也就是要坚持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全球化开放,而这也正是过去40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一条根本经验。只有这样才能够旗帜鲜明、纲举目张,避免改革往回走、开放往里收,才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争取更多的同盟军,实现包容性崛起。当然,现实中不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成功的,但这不代表市场经济的失败。市场经济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还要辅以其他条件方能发挥作用。我们不能因为其他额外条件的不满足,而否定市场经济作为必要条件的必要性。作为学者,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将改革的内在逻辑和路径及其方式方法讲清楚,且不能只说要改什么,也要考虑如何落地的问题,将事情做成而又没有或很少负作用才是最重要的,并且应是理论、实践和历史三位一体的分析建议,这样才能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使之解决措施具有科学性、严谨性、时代性、现实性、前瞻性及思想性。

1)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方能应对内外部复杂局面

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变得异常错综复杂,发生了深刻变化,挑战空前,中国自身也面临着发展驱动和经济体制双转变的需求。这种转变不应靠政府全面深度干预、靠产业政策来实现,不仅实现不了,并且弄不好会造成外部的强烈反弹,给国际社会否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而遏制中国造成口实。因此,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不仅不能动摇,而且应该继续往前,走向深入。与此同时,改革往往是要靠倒逼的,中国要以更大的开放决心、力度,积极主动扩大进口、大幅放宽市场准入、改善投资营商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以更高水平的经济全球化开放倒逼国内制度体系改革,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应对内外部复杂局面的一把总钥匙,要从解决新时代社会经济主要矛盾和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的角度出发,来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其一,高质量发展意味着要从要素驱动转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传统的要素驱动模式作为一种过渡性的发展模式,在一国经济起飞和爬坡阶段,无疑发挥着巨大的经济增长推动作用。特别是对于转型经济体而言,由于初始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要素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激励扭曲,使得一旦采取了市场取向的改革,即使是粗放式的要素驱动模式也能够带来巨大增长绩效。然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要素资源禀赋结构和约束条件会发生变动,要素投入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也会发生作用,传统模式的增长红利面临衰竭。当前,我国就正面临人口老龄化加快、资源和能源短缺、环境容量濒临警戒线等严峻形势,这些都意味着单纯依靠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让市场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上发挥作用,依靠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高来勃发创新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和国际竞争力。

其二,高质量发展意味着要从为增长而竞争,转变到为民生而竞争,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改革开放40年,我国地方政府在为增长而竞争导向的制度安排下,调动一切资源竞争性地推动经济增长,解决了超过7亿人的脱贫问题,比整个欧盟

2017年的人口规模还多2亿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然而,我国经济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也依然突出。当前,我国存在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食品药品安全隐患较多、上学难看病难买房难、高质量产品供给不足等民生问题,迫切需要通过高质量发展来提高有效供给能力,精准匹配市场供给需求,从解决基本生活需求转向解决改善生活需求的问题,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尤其是在生、老、病、居、教等民生方面的需要,真正做到生计有所靠、终老有所养、病疾有所医、住者有所居、求学有所教,这才是广大民众真正所期望的,也是有能、有为、有效和有爱的有限政府的应有之责。

其三,高质量发展意味着要加快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使微观主体有活力,提质增效促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当前,我国已经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整体上依然面临大而不强、大而不优的问题,创新层次水平不高,在微观层面关键部件、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对外依赖度较高;企业税费负担相对较重,要素成本高,管理水平不高;经济时有脱实向虚的严重现象,实体经济与金融、房地产发展结构性失衡;等等。因此,必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使人力资本提升、管理优化和技术进步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不断提高,政府财政放水养鱼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力度不断加大,现代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如同我们在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年中报告中所提到的,面向未来我们也要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来助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一要反思以扭曲国内资源配置为代价的出口退税政策,以降低出口退税率及与民生相关的进口关税为突破口,汇聚国内外资源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二要主动面向国际资本放宽市场准入门槛,倒逼打破国内民营资本的有形无形投资壁垒,促进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的形成。三要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重点,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和营商环境,激发、培育和保护创新与企业家精神,推动中国经济向创新驱动发展的转型。基于上述政策思路,中国将可以在国际经济贸易格局中争取到更多的同盟。

2)以中长期结构性改革推动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立足中国自身来看,民营经济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主体,无论是实现效率驱动、创新驱动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还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都离不开一个共同的前提就是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大发展中,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无论在产值还是就业方面都是巨大的,对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一个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体系应该是所有制中立、竞争中性的,在这一体系之下的技术创新由于风险大的原因,也基本要靠民企,因此应充分发挥好民企在中国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转型中的重要作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

当前,除了国际贸易摩擦所带来的外部不确定性和风险因素之外,我国民营经济发展也正面临一些内部政策瓶颈、体制障碍,处于负重前行状态,导致中国经济整体的内在活力严重不足,民间投资增速从2012年初的30.9%历史高点降至目前的个位数增幅。对于这一发展困局不能仅停留在要改的层面,还要明确怎么改、谁去改,这需要短期货币、财政政策调整与中长期结构性体制改革双管齐下加以突破,尤其是需要对金融体制、财政体制以及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晋升体系进行结构性改革,促进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提高金融运行和信贷配置效率,打破民企融资难和地方政府债务高企关联困境,促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激励相容,营造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而竞争的良性局面。只有这样,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开放才能真正走向深入。

第一,加强政策协调,促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效配合,解决民营企业税费负担重和融资贵的问题。首先,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真正积极起来,但是不能依靠类2008年那样的大规模经济刺激,那样的财政支出规模不可持续,也非常低效,会带来大量的过剩产能和高企债务。这样,财政支出的重心应从基础设施投资逐渐转向引导支持创新和人力资本提升,转向弥补社会政策和民生的短板,为下一步经济增长储备强劲动能。并且,应注重以收入端的实质性减税代替扩大政府支出的传统手段,让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以及广大居民切实减轻税收负担,激发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可持续增长,构筑强大的国内市场。

与此同时,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去杠杆”应逐步转向“稳杠杆”,同时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增速与GDP增速正逐渐脱节,利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则显著上升。当前防风险的结构性任务,也与以前防通胀的数量性目标有所不同。因此,货币政策框架应该随之从数量型的调控货币供给转向价格型的利率调整,实行面向中小民营企业的定向降息或全面降息,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欧美国家在这一轮经济复苏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政策手段就是采用了零利率或低利率,而在中国资本回报率已经从2008年的10%左右降到3%左右的情况下,中国的利率水平依然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这显然不利于中国企业在经济增长下行区间的良性发展。

第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促进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打破民企融资难和地方政府债务高企关联困境近年来,我国民企融资难、融资贵以及地方政府债务高企等诸多经济问题集中出现,表明当前经济问题的关联性日趋紧密,对其成因的探究也不应机械地拘泥于某一经济部门或环节,而应注重各问题之间的动态联动机制。金融运行效率下降会推高金融系统自身的融资成本,导致民营企业融资贵和实体经济产出的下降;而在我国当前的财政分权制度和以经济增长为标准的政绩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会通过举债融资的方式增加对经济体的补贴力度。数值模拟表明,金融运行效率下降1%导致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增加2.01%,并且金融体系的信贷配置效率下降会使得信贷资源错配加剧,导致民营企业融资难和资本的回报率及其效率的下降,从而进一步加剧金融运行效率对地方政府债务的影响。

反事实分析显示,由金融运行低效率导致的经济下行,依靠“债务驱动”发展的治理模式是不可行的;增加“债务驱动”的力度短期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释经济下行压力;但是从长期来看,“债务驱动”发展的方式无异于饮鸩止渴,会加剧金融运行效率下降,造成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福利分析则表明,金融运行效率下1%造成整个经济体的福利损失为0.52%,并且信贷配置效率越低,金融运行效率下降造成的福利损失越大。因此,需要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破除问题背后的制度性根源,以市场化为导向提升金融运行效率和信贷配置效率,才是解决融资难以及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治本之道。当然,地方债务问题也跟后面要提及的财政体制结构性问题相关。

第三,深化财政体制改革,促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激励相容,营造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而竞争的良性局面。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分税制改革后,财权上移、中央财政收入占比提升成为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一个明显特点,这也是1994年这场改革主导者的初衷之一。从大的趋势来看,这与我国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背景下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是相适应的,与各国强调中央税权约束地方税权的税权治理共性也是一致的。但是,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地方财权压缩而支出责任却不断增加。面对自上而下不断累加的任务和指标,地方政府只能靠大搞土地财政和增加收费项目,来填补缺口,偏离了现代公共财政的发展轨道。所以,财税体制改革不能仅仅是分钱了事,必须触及更深层次的事权和财权的结构性再分配,不能将地方事权压得过重而财权统得过死。从而,一方面要对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做出科学合理的法律性制度安排,另一方面要赋予地方一定的相对独立税权。

同时,也要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晋升体系,激励引导地方从债务驱动发展模式转向民企驱动发展模式。对于中国现有政府治理框架而言,一个激励相容的治理体系应该能够发挥好中央与地方的两个积极性,以使中央和地方在求解各自目标函数的过程中实现社会经济整体福利的改进,而民营经济的发展则是中央和地方的一个共同目标。在2018111日召开的民营经济座谈会上,中央对我国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对当前民营经济发展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也给出了基本判断,提出要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这一会议召开之后,各省市陆续出台了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各类政策意见,形成了一种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而竞争的良性局面。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趋势,但关键是政策要落地,否则只是从文件到文件、从会议到会议,民营经济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得不到真正解决,那样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将会被严重削弱。

整体而言,站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关口上,中国要在下一个40年实现良性发展和长治久安,必须理论上求真,实践上务实,尤其是对中美之间的经济摩擦问题要冷静科学思考、摒弃冷战思维、加强有效沟通,不能过度意识形态化,不能滑向全面对抗。我们对自身对外部都要有客观清醒的认知,不能盲目乐观、自大,对外应寻求与能力相一致匹配的战略目标,不能模糊化和无限化,引起国外的担忧和恐惧,对内应抓住国内问题的主要矛盾,找准改革推进的重点任务,实施更大力度的改革,更大力度的开放,从经济、社会、政府切入推动平衡充分发展,通过根本性的制度变革来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间的治理边界,实现三者各归其位又互动互补的综合治理,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让所提出的使命、愿景、目标、理念、方针真正落地、化为现实。



  本文截取自“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的研究报告,需要原文(包括pdf版和word版)的朋友请QQ联系我司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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